走出洞穴｜三辉年度关键词No.4
三辉图书2015年的年度关键词已经到了第四个，走出洞穴。前三个依次是，墙，国界，岸（点击蓝字直达相应文章）。这一次的关键词，冒昧地化用了柏拉图那个著名的比喻。
因为锁链，从未走出洞穴的穴居者以为洞穴便是真实的、全部的世界，而洞外的光线所造成的山壁上的影子，是他们认识“世界”所经由的名称和概念。锁链成为了偏见、不经拷问的信念和封闭头脑的隐喻。相应的，便有走出洞穴的努力：在柏拉图的比喻中，他们是智者、勇士，但也因此引起了其他人的愤怒。了解真实的事物在何处，好像是一件令人难堪或难以接受的事。
但是，乔纳森•克拉里尖锐地指出睡眠被吞噬的事实，刘绍华决意深入大凉山，卡斯托里亚蒂斯坚持要为民主制一辩，詹姆斯•莫罗重现历史上的审巫法庭，吴冠军说，学术不该成为“黑话”。
这是2015年，三辉出版中的“走出洞穴”。
题图：来自BJÖRN LINDELL
现代人还能想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吗？或仅仅想象二十年前、十年前，灯光有规律地亮起、熄灭、亮起，白昼和夜晚交替；还需忍耐在站台等候的漫长无聊，还能感知日落时的缓慢。后来，时间不会再多出来，也极易打发，无休止的工作、电视节目以及无休止更新的APP。实用理性、技术革新、电子设备正在重造我们的时间感甚至空间感，睡眠已经成为最后一块待占领的地域，也成为最后一次抵抗。这是《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牢笼。
24/7逐步破坏了白天和夜晚、光明与黑暗、行动与休息间的区别。这是一个麻木的、失忆的、使体验变得不可能的地带。按照莫里斯·布朗肖的说法，它既是灾难之中也是灾难之后，其特征是空荡荡的天空里，看不见一丝星光或标识，人失去方位，无法再定向。更具体来说，它像一种紧急状态，仿佛发生了什么极端状况，一排探照灯突然在半夜亮起，但从此不再熄灭，被定格成了一种永恒的状态。这个星球被重新想象成了一个永不停息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商品供你挑选，给你暂时偏离的幻觉。在无眠的状态里，生产、消费和废弃没有片刻停歇，加速了生命的消耗和资源的枯竭。
摘自 [美]乔纳森·克拉里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许多、沈清译，三辉图书／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
毒品、艾滋、野蛮、犯罪、贫穷、落后，这是解放后凉山诺苏人背负的标签也是污名。在整个中国奋起追求现代化时，成为边缘的凉山人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牺牲？在一个国家的现代性的寓言里，凉山彝族人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本用横跨10年的田野调查构成的民族志，记录了凉山人走出山地的冒险，而我们则通过这本书，走出对大凉山模糊而不充分的想象。
那一代利姆青年在改革中国初期的成年礼，走得既璀璨又艰辛，结局却使得诺苏社会的集体自尊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早年社会主义现代性阶段的诺苏社会被贴上“落后的奴隶社会”的标签，如今更与另一个污名标签如影随形，成为现代瘟疫社会。20世纪中叶以来诺苏社会面临的问题，不断加剧其贫困与边缘处境。如今一二十岁的年轻人，眼睁睁看着21世纪改革中国在山区之外越来越吸引人的发展，面对利姆挥之不去的困境，比起前一代青年更加向往出走探险。他们与前人的感受相同，那就是，待在家乡既无未来也无乐趣可言。
摘自刘绍华《我的凉山兄弟：毒品、艾滋与流动青年》，三辉图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9月。
这是一份研讨课的记录，讨论柏拉图最为困难的一篇对话，《政治家篇》。录音稿经过帕斯卡尔·维尔奈的初步整理和卡斯托里亚蒂斯的修订，最终成为了这本红皮的小册子， 《论柏拉图的<政治家篇>》。它是一场对话，发生在晚年的卡斯托里亚蒂斯和晚年的柏拉图之间，他们就古希腊的政治想象和现代的政治想象，站到了哲学“广场”的两侧，而赌注是：民主制。卡斯托里亚蒂斯坚持的是，存在一种与事物的本性、法律的本性相适应的政制，即持续地进行自行建制的民主制的政制；他要击败柏拉图的修辞与诡辩。
对于牵涉到自己生活的事情来说，每个公民都是法律的诠释者。每个公民都有在他自己面前的这套抽象规则，但是他生活在多样的变化的现实之中，生活在赫拉克利特式的现实之中，只有他才能够沟通这两个方面。更进一步的结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出色的立法者的任务——无论立法者是谁——就是教育，对公民进行教育，以如此的方式和取向进行教育，以至于这些公民自己能够经常不懈地补充法律，就是说，弥补抽象的法律普遍性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每一个公民自己应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拉丁语所说的事先的法官，成为将要发生的事情的法官。
摘自 [法] 柯奈留斯·卡斯托里亚蒂斯 《论柏拉图的<政治家篇>》，张建华译，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2015年4月。
作为20世纪最广为人知、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罗伯特·诺齐克的这本《苏格拉底的困惑》分成五个独立的部分，涉及哲学、政治学、伦理学，还有几篇哲学小说；他讨论人际效用、道德选择、知识分子、资本主义、动物权利、恐怖主义，乃至用一篇虚构的小说讨论“虚构”；就像一只狐狸，他窥伺着四周，敏锐地看到那些自以为密不透风的论证之中的漏洞，推翻一个个“理应如此”的神话，拒绝“应该”。终其一生，诺齐克都在走出早年使其一举成名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的光环，以好奇心、求知与探索的热情，向外走，提出新的问题、观点、看法，也激发着我们：继续向前，向外，走出洞穴。
动物的确有某种内在价值，因此，我们不能爱怎么对它就怎么对它，但它们的内在价值与人的是不可一视同仁的。如果动物和人的内在价值不同，那么，我们就有理由不赞成动物的内在价值的重要性，不赞成我们的行为应当符合动物的价值。因此，有些选择——譬如是不是吃肉——可能只是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个人道德选择的一部分，而不是因为动物也有权利。“主义”的标签并不完全适用于此，你可以出于道德立场选择不吃肉，但不必贴上“素食主义”的标签。
摘自［美］罗伯特·诺齐克《苏格拉底的困惑》，郭建玲、程郁华译，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2015年6月。
詹姆斯·莫罗是美国科幻界独树一帜的作家，自称“科学人文主义者”“迷惑的朝圣者”“启蒙运动之子”。在《最后的猎巫人》中，他让《自然哲学的原理》担任叙述者，让女主人公詹妮特追踪着牛顿的脚步，推动撤销巫术法案，消灭猎巫人这一职业。而这些事，都有着现实的依据。莫罗借此建立的，是一条逃出迷信、通往理性的道路。
如果说讽刺剧在周六停演，那么寓言剧甚至都不能被搬上舞台——它也不应该被搬上舞台。我想到的最后一件事，是给予读者升华的一课。也就是说，在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宗教显然再一次引导人们走入了一些非常黑暗的歧途。无论是圣战主义的兴起，还是最近的将“智慧设计论”摆在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同等位置上的尝试，这些都属于西方世界宗教的阴暗面。所以，如果我要给《最后的猎巫人》总结出一个中心思想的话，那么我愿意对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稍加修改并表述如下：理性，是应付这个世界的糟糕模式——但其他所有的模式比它更糟。
摘自[美]詹姆斯•莫罗《最后的猎巫人》，杨晨光译，三辉图书/外研社，2015年11月。
假如学术成为流水线式的“工业”，成为赚取面包的工具（叔本华语），密布的专业术语将成为“黑话”，造出一个困住学术的洞穴，将理论与现实、行与思割裂。吴冠军的这本文集《第十一论纲：介入日常生活的学术》，反对学术抽象化、“黑话”化、“工业”化。本书收录他的论文、短评、访谈、札记、信笺及现场发言，真实生命贯通其中，以学思介入日常生活。
哲人的实践，是意识形态批判；眼前堆起的“事实性”状况，对于我们的思考而言，只是个“始”，而非是“了”。正是就哲人的实践而言，我们在今天恰恰应去重振马克思的“Thesis Eleven”：以往哲人仅仅致力于解释世界，但关键在于改变世界。然而在改变的方式上——诚如齐泽克所建议的——却不必去追随20世纪左翼政治的“革命”老路，我们完全可以耐心地从事意识形态批判，在理念、文化与思想的层面上战斗。那是因为，“事实”“现实”或者“世界之本来面貌”，恰恰是在一套意识形态的符号性坐标中形成。
摘自吴冠军《第十一论纲：介入日常生活的学术》，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2015年6月。
编辑 | 恰恰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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